一封来自咸宁的感谢信...

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最核心就是首先树立宪法的权威。就像我们说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实际上我们现在两极分化，社会利益割据到这种程度，这就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完全变成口号了。

从这点上讲，我认为就算提出了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制度保障来实施，某些方面还会出现很大的反复。中国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人治，官员以父母官自居，解决很多问题青史留名。政府设定这么多的部门条例法规，如果要仔细考究，这些部门有些条例和法规可能就和宪法相违。财新记者：我们在实现"依法治国"道路上遇到哪些障碍？ 汪玉凯：首先是观念障碍，主要是当权者、统治者、领导人没有强有力的法治观念法治意识。一个国家的行政审批、许可是不可少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行政审批范围太广，面太宽，大量暗箱操作，成为官员滥用权力、腐败的温床。

这上面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官员的法治观念单薄，第二就是法律条文得不到执法者本身的有效实施，这可能是我们现在最难的问题。为什么单一制国家不能政令畅通？是不是地方把自己的利益都加大？从这一点上讲，我们有了法律以后，法律制订要科学合理程序要规范。世界各国都在最大程度上推行司法公开，公开的范围从法庭内延伸到法庭外，从审判活动扩大到法院管理。

目前，我国媒体与司法的关系还不太成熟，良性互动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而目前的司法改革正在为司法民主补上这一缺口。2013年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聘请丁淑艳等300名社会各界人士为北京法院第六届特邀监督员。第三，通过社团组织反映对政务活动的批评建议。虽然媒体自身只是一个媒介和平台而非民意代表，但它所承载的力量之大已经足以被称得上是第四种权力了。

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社会关注的案件和法院工作的重大举措以及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向社会公开的其他信息，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新闻通稿、法院公报、互联网站等形式向新闻媒体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有条件的审判法庭根据需要可以在旁听席中设立媒体席。依此解释，凡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所有诉讼活动以及法官针对特定案件所采取的所有活动，均应排除在司法民主范畴之外，因为这些活动已经接受更具规范性的诉讼程序调整，即使其中包含了民主精神，也不宜再重叠性地作为司法民主机制。第一，议会的议员成为传达民意、反映民怨的主要渠道，进而影响立法进程（但不得影响个案的诉讼结果）。北京法院以请代表委员监督员进法院为主题，邀请特邀监督员参加法院开放日、参与万件重点案件评查、现场见证监督案件执行、参与立案诉讼服务窗口明察暗访等活动，参加各专业审判领域的案件旁听与座谈。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地方法院的设立由司法院决定（尽管经费预算由立法院批准），台湾地区法官的任命状则是由总统和法务部长签署的。而在州的层面上依然以法官公开选举制为产生法官的主要渠道。2009年之后，审查会的决议获得了拘束力，形成新的强制起诉制度。因为司法独立被认为是所有公民权利的最终保护伞，而一旦这张保护伞被扯破，伞下的人都会被淋湿了。

本文将对我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司法民主机制略作归纳，列举十种补强性的机制于后。如果法院在此后类似的诉讼中一意孤行，坚持自己原来的主张而判决新的法律违宪，国会大概也只能通过修改宪法来对抗（监督）法院了，尽管国会的这种企图还没有成功先例。

陪审范围包括各类民事、商事、刑事案件，使用广泛。200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特约监督员工作条例》将这一制度以规章的形式确立下来。

十、媒体监督 媒体监督是民主社会的基石。作为法治接力棒的最后一棒，司法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独立履行其司法职责，为民主与法治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当然，媒体在自由旁听、自由报道、自由评论的同时，还必须遵循一些特别的限制，因为媒体监督不得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而且要把握保护个人权利和公共秩序的适当界限。之所以称之为最安全，就是因为司法公开不会与其他权力发生直接碰撞，而是完全借助阳光排除干扰、约束司法。特别要注重深入企业、社区、乡村（有的地方发展为五进），及时了解广大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改进工作，解决问题。九、法院特约监督员 特约监督员制度是我国法院特有的司法民主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的特约监督员从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专家学者以及基层群众中聘请，对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执行以及队伍建设等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和建议。第四，通过正规的诉讼或准诉讼渠道实现民主权利（如弹劾案、纪律惩戒案等）。

所以，美国的国会监督成了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的拉锯式监督。这与当前我国针对所谓涉诉信访而采取的监督措施十分相似。

下级法院法官由最高法院提名，内阁任命。在我国，司法公开是宪法确定的原则，是实现司法民主的重要机制。

因为大陪审团一般只听取公诉一方的证据，并比较容易被检察官说服，从而作出起诉的决定。那么，在狭义司法民主范畴之下，我们以什么为依据来判断一个民主国家的司法是民主的而不是专断的呢？这就要把握在民主国家实现司法民主的根本标准，那就是：当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能够正确地理解、适用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时，便可以说这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司法民主。狭义说的司法民主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诉讼轨道之外，在诉讼活动中没有法律地位的人对案件之外的事项，依照法律采取各种行动，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法官或检察官对不特定案件决策的过程那么，在狭义司法民主范畴之下，我们以什么为依据来判断一个民主国家的司法是民主的而不是专断的呢？这就要把握在民主国家实现司法民主的根本标准，那就是：当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能够正确地理解、适用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时，便可以说这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司法民主。

四、陪审与国民参审 陪审制被认为是最为经典、最为直接的司法民主形式，而且在各国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本无陪审传统的日本，通过本世纪的司法改革，增加了国民参加刑事诉讼的裁判员制度、国民参与专业性很强的民事诉讼的专门委员制度、国民参与简易民事诉讼的司法委员制度、国民参与家事案件的家事参与员制度等，而且其裁判员与职业法官有相同的权力。

来源：《人民法院报》2014年8月29日，第5版。所不同的是：中国的陪审员由人大常委会任命，履行了严格的政治程序。

近年来，我国的司法公开工作有了重大进展。在实行三权分立的美国，国会当然不能对法院作出的具体裁判有任何直接行动，但当它不满法院的判决时，其监督功能是通过修改旧法或制定新法来实现的，目的是阻止该判决成为未来的判例，这样便可以变相推翻法院的判决。

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该法院的泰勒法官说，如果牧师们更了解司法制度，则能更好地服务于社区教众，也能帮助我们实现公平正义。在实行大陪审团制的美国，各州建立5至23人不等的大陪审团，由法官从符合法定条件的选民名单中用抽签方式选定，任期一般在4年以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最高司法行政管理机构——司法委员会通过网络直播公开一些重要的司法政策、管理制度的讨论过程。

虽然法院设置与法官任免是否经过议会同意并不必然反映司法民主的水平，但通常认为，经过议会程序的决定更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日本于1948年建立的检察审查会是日本国民监督检察官对刑事案件不起诉的一项民众参与刑事审判的制度，由随机抽选的11名国民组成。

法德的陪审制则体现为参审制度，即对于重罪案件由若干名参审员与职业法官共同组成大合议庭，共同决定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司法民主有广义说和狭义说。

对于公开审判的案件，新闻媒体记者和公众可以旁听。当然，媒体在自由旁听、自由报道、自由评论的同时，还必须遵循一些特别的限制，因为媒体监督不得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而且要把握保护个人权利和公共秩序的适当界限。

很赞哦!（48）